山川乡马家弄村，竹海深深，绿意沁人。村口，一株210年的古银杏静静矗立，见证百年悠悠往事。

资料图

1945年2月，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从长兴搬到安吉，第一纵队在司令员王必成和政委江渭青的带领下，在山川乡驻扎并建立造币厂，印刷“抗币”。

近期，《青年记者走进红色地标》大型全媒体新闻行动采访组也走进马家弄村，探寻新四军造币厂留下的红色印记。

寻访造币厂留下的痕迹

山间小村建起造币厂

天气微凉，采访组沿古色古香的石板街左转而上，白墙黑瓦的马家弄村，仿佛一幅简洁美丽的山川水墨画。

“这里就是原来的造币厂旧址。”88岁的杨根法老人指着面前一户人家说道。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。那时的小孩，如今已经白发苍苍。

一处民居，门口铺满青石板，这里曾是马家弄村小学，后来被租给新四军建造币厂。看着这处旧址，老人向我们回忆了当时造币厂的情景……

“抗币”的影像资料

这座造币厂承担着印制“抗币”和战报的任务。1945年2月底，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从长兴搬到安吉，设在天荒坪镇姚家大院。第一纵队3000多名官兵则在司令员王必成和政委江渭青的带领下，在山川乡驻扎。由于地形隐蔽，第一纵队将后方造币厂设在了马家弄村。

“当时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就是集合部署周围力量来看守造币厂，不能有任何意外，不给敌人任何破坏的机会。”周培贤是当时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的后代，从小常听父亲说起这段历史故事。他说，那时造币厂不光印抗币，还有抗日战报、宣传资料等。

造币厂造得隐蔽，能接近的人少之又少。住在附近的村民，只能常常听到“咔哒，咔哒”的机器声。徐福财是当时村里唯一能接近造币厂的人，但老人在几年前已经去世。

十年前，也就是2011年6月，本报记者曾对老人进行采访。据其回忆，造币厂建成后，厂内15名新四军战士在他家借灶做饭；造币厂负责人还给他安排了工作，即每周两次将印好的“抗币”从马家弄村挑送到姚家大院加盖印章。

“抗币”见证军民鱼水情

听村里老人讲“抗币”的故事

据村里老人回忆，新四军造币厂印制的抗币，面额与当时流通的货币相同，分伍角、壹元、伍元、拾元四种，每元币值始终保持在食米一市斤的价值。“当时，粮食是硬通货。”

“我们小时候也见过，那个时候新四军向老百姓买东西就用抗币来付；老百姓也都接受抗币，用它来买柴火、买粮食买菜等等。”家住高家堂村的沈跃涨老人对新四军造币厂格外感兴趣，曾多次到马家弄村向当地村民打听了解，他也曾当过马家弄村的下村指导员，据他了解，当时很多人手上都留存了“抗币”。

在山川乡马家弄文化礼堂和新四军天目山反顽战役纪念馆里，都能看到有关“抗币”的影像资料。睹物鉴史，一张张“抗币”也把我们带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。

那时，条件艰苦的新四军常常救济老百姓，有的旧衣服也送去老百姓家中。徐福财老人生前回忆时曾说，他每次运送的“抗币”有80多斤，从山川到姚家大院要翻过九里横山，来回一趟十多公里；因为年纪还小，加上总是吃不饱，挑起来很吃力。于是，每次都有两名新四军战士和他一起，上山时由战士代劳，快到目的地了，才将担子交还给徐福财挑，而酬劳却一点也不打折扣。

当时百姓家中普遍贫困，每周挑2次“抗币”，能赚两袋大米，每袋在20斤上下，这大大解决了徐福财家中的困难。而新四军战士在他家借灶烧饭时，每当看见徐福财家的锅里没有米饭或者米饭不多，都会悄悄地从自己的锅中盛一点放进去。这些点滴记忆，都让他感动不已，一生铭记。

北撤后留下历史痕迹

后来，随着新四军战略转移，在山川驻扎的部队奉命北迁，马家弄村的新四军造币厂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部队撤离时，印刷机随军运走，印刷用的铅字，则被埋藏在附近的竹林里。

村民王胜德老人在竹林里干活的时候，还挖到过这些铅字。“我们小时候很多人都挖到过。”老人带着采访组来到埋铅字的地方，“那个时候大概才12岁，长的、方的都有，小时候也不懂保存，挖到就拿去玩了，后来也都找不到了。”他遗憾地说道。

造币厂虽然不见痕迹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马家弄村的进村处，还有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外环洞桥，连通一条古道，至今仍保存完好。当年新四军在此驻扎时，包括抗币在内的所有战备物资的流通以及北撤时印刷厂设备的转移，都要通过这座桥。

一溪流水在桥下蜿蜒流淌，似脉脉眼波，桥如弯弯眉峰，尽显古朴秀美。走上外环洞桥，仿佛还能看到徐福财和新四军战士挑着抗币走过的场景。

虽然造币厂不在前线，但它对新四军取得三次反顽战役的胜利，依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“既为新四军解决了源源不断的军费给养，又发展了根据地经济，为保障和发展根据地农工商业、繁荣市场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县博物馆研究员程永军认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