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4日， “双减”政策正式落地。《意见》中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做了明确的要求，但在对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上存在监管对象量大而分散、培训需求旺盛、涉及部门众多等因素，增加了监管的难度，亟需引起重视与解决。

一是培训机构总量大而分散，转型难。《意见》出台后，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在发展思维上，要转型做教育，在培训内容上，要转型做非学科培训，这对大多数追求做生意的培训机构来说是致命的，存在转型难的困局。据统计，目前全国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非常巨大，已基本与学校数量持平。培训机构总量大而分散，势必加大监管难度。柯城区已审批中小学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共有115家，其中在城区有111家，农村有4家，占全市培训机构数的49%，涉及9个乡镇(街道)。

二是教育部门行政执法困难，监管难。培训机构数量多、监管部门人员少，部门间权责不清、造成监管费时费力又低效，教育部门一旦需要整治，需要联合多个部门协同。教育部门没有强制执法权，执法威慑力度小。在执法力度上，无法在检查的短时间内对培训机构的教学内容是否“超纲教学”“提前教学”“强化应试”进行准确界定，培训机构也往往予以否认，存在判定难问题。同时，还存在监管职责界定不清晰的问题。如学生托管服务机构，因为服务对象主要是学生，兼有教育性和社会服务性双重性质，是教育还是工商领域主管难界定。

三是培训需求旺盛，难满足。家长的培训需求主要来自社会“唯分数”、“唯升学论”、“唯名校论”倾向和监管时间不够等。家长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，唯分数论。尤其是学习差的这部分学生，对文化课校外培训班需求旺盛，寄希望在文化课校外培训班上提升成绩。培训需求旺盛，需要提防培训机构由地上转到地下经营的可能，“隐形补课形式”将会凸显出来，“一对一”、“家教”会兴起。柯城区每年约有13200多名学生参与文化课校外培训，占全区学生数的25%。

为此建议，一是政府牵头，联合多个部门协同整治，发动社会各方力量争取各项合作。二是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，做优做强免费线上学习服务。三是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与义务教育均衡创建工作，强化学校主阵地的作用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。